刘子约，中阳县城关人，出生于清朝光绪末年。彼时正值晚清大厦将倾，山河破碎，晋西大地屡遭动荡。他是晋西一带有名的饱学之士，也是一位开明的民主人士。他出身于耕读世家，家里藏书极为丰富。打小起，他就泡在书堆里，经史子集、地理金石无所不读。青年时，他便立下志愿：要把中阳（古称宁乡）的老县志、古碑拓片、家谱族谱和民间手抄本全都搜集起来。只要是我们县的历史变迁、历代人物、天灾战乱或者老乡贤的文章，他都要亲手抄录下来。几十年如一日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从未停歇。
民国年间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刘子约在家乡开馆教书。课余时间，他的脚步踏遍了全县的山川古迹，走村串户找老人们打听地方掌故。虽然身处旧社会，但他一点也没有旧文人的架子，反而深深体谅老百姓的疾苦。尤其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，推行“兵农合一”等苛政，加上连年军阀混战与自然灾害，晋西百姓苦不堪言。刘子约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打心眼儿里盼望能过上太平日子。
星火燎原：战火中亟待抢救的红色记忆
1936年春，红军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，曾在中阳一带播下革命火种，并建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——中阳县苏维埃政权（后因战略转移撤出）。到了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，中阳更是饱经战火洗礼，“三打中阳城”等惨烈战役最终迎来了全县的解放。
1949年中阳县解放时，历经多年战乱与敌伪破坏，县里的旧档案和老县志大半都被焚毁。而像“红军东征”、“三交苏维埃”、“三打中阳城”这些极其珍贵的红色历史，当时只剩下老百姓口头上的零星回忆，再不抢救就将面临湮灭。县委和县政府为了留住这段历史，到处寻访懂本地史事的高人，城里的教员和乡绅们不约而同地推荐了刘子约。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坚多次登门诚恳邀请，刘子约深受感动，一口答应下来。他受聘成了县文史馆的专职专员，不要任何报酬，把地方文献和红色史料的抢救整理工作全揽了下来。
倾家献籍：把一县文脉交给国家
刚解放那会儿，新旧政权交替，社会环境尚不稳定。不少旧时代的藏书人心生顾虑，怕“运动”波及自身，纷纷把家里的老文稿藏起来，甚至偷偷烧掉，大批珍贵文献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。刘子约却顶住压力，带头把自家攒了一辈子的古籍文物全部无偿捐给了县文史馆，一分钱不要，也不图任何特殊照顾。
捐的东西可真不少：明清时期的《宁乡旧志》残本四册、城垣庙宇的古碑拓片七十多幅、明清老乡贤的诗文手稿十二卷、民国时期的乡土纪事、十几部族谱、清代中阳山川的手绘地图，还有古村落演变的手记。
捐献那天，他对王坚书记说出了心里话：“县志和碑刻，是咱们县的根。放在自己家里，一把火、一场兵灾就全没了；交给公家保管，才能世世代代传下去，我这半辈子的心血才算没白费。”
看到别的老知识分子还在观望，刘子约就主动跑遍城乡，去找老同学、老乡绅和私塾先生们拉家常，耐心地给他们讲人民政府保护地方文化、尊重民主人士的政策，苦口婆心地劝大家把家里的藏书、老物件和回忆录都捐出来。他这一跑，彻底打开了全县文史征集工作的局面。
跋山涉水：抢回濒危的红色记忆
受县委委托，刘子约专门负责考证红军东征、三交苏维埃政权和三次攻打中阳城的历史。那一年，他快六十岁了。当时的晋西山区交通极其不便，连像样的马车路都没有，食宿条件也很差。他就自己背着干粮，靠两条腿走遍了全县的村镇，挨个去找当年见过红军的老乡、地下党员、游击队员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。
每到一个村，他就和老人们盘腿坐在炕上拉呱，一字一句地把老人口述的回忆全记下来；晚上赶回县城，又在煤油灯下连夜整理抄写，硬是写出了几万字的第一手访谈记录。他还亲自去关上战斗遗址、三交苏维埃老爷庙旧址等十几个地方实地考察，把苏维埃的机构怎么设的、都有谁、干了什么事，以及三次攻城走的哪条路、怎么打的、烈士是哪里人，全都理得清清楚楚，还纠正了民间传了好些年的年份、地名和人名错误。
刘先生做学问极其严谨。只有一个人说的史实他绝不轻易下结论，遇到有疑问的地方，他一定会再跑一趟乡下，多找几个人核对，发现记错的马上改，绝不凭空瞎猜。王坚书记好几次陪他下乡，看着老人家没日没夜地伏案查资料，忍不住感叹：全县也就只有刘先生能把这笔糊涂账给理清了。
淡泊名利：只求历史留存后世
刘子约家里原本有几亩薄田，日子还算过得去，但他平时粗茶淡饭，把心思全扑在文史上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百废待兴，县政府好几次要给他发生活补助、给他分个好点的房子，都被他谢绝了。有人劝他凭学问谋个一官半职，拿份稳当的工资，他却说：“咱们读书人，把历史记下来、传下去就是本分，当官发财不是我的追求。能把中阳千年的往事和革命的岁月留给后人，我这辈子就没白活。”
他平时不凑乡绅的应酬，也不攀附权贵，待人随和公道。聊起古今时局和历史是非，他总是客观公正，既不偏袒旧势力，也不歪曲事实。他常给机关干部和年轻学生讲本地历史，是县委统战部十分信赖的党外老朋友。
县委书记王坚的评价
当年县委书记王坚曾这样评价刘子约先生：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中阳饱经战乱，档案烧得没剩多少，老县志也残缺不全，红色记忆眼看就要断了。幸好有刘先生挺身而出，凭一己之力护住了全县的文脉，这是中阳文史的大幸。
第一，他识大体、明大义。作为旧时代的读书人，他主动向人民政权靠拢，不计报酬地抢救文史，还劝导其他知识分子支持政府，这胸襟远超一般的旧文人；
第二，他的学问全县第一。无论是古代建制、老地名、碑刻纪年，还是红军东征的史实，只有他能考据得清清楚楚。要是没有他，大量的红色史料就彻底失传了；
第三，他清正淡泊。守着那么多珍贵古籍却全捐了，不要补助不要待遇，一辈子不求官不求财，只把保存地方历史当成分内事；
第四，他心怀乡土。一大把年纪还不怕山路难走，跑遍山野寻访当事人，那几万字的口述底稿字字都是心血，给后人留下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。”
刘子约先生既有传统文人的治学操守，又有爱国民主人士的家国情怀。在百废待兴的时候，他保全了中阳千年的乡土文脉和红色革命记忆，真的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他的事迹和品德，理应写进县志，成为后辈文史工作者和读书人永远的榜样。
